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化工部


化工产品质量责任实施细则

1986年9月1日，化工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的精神，为分清化工产品质量责任，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化工产品质量是指国家有关法律、条例、化工主管部门发布的质量规定以及技术标准或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化工产品应有的实用、寿命 可靠、安全、经济等特性的要求。
产品质量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要求，给用户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化工标准化部门负责制定化工产品的国家和专业（部）标准。国家标准应不低于国际标准水平，国家和专业标准可以分等分级。企业要制定高于国家或专业标准的内控标准，并执行物价部门按标准等级实行按质论价的规定。
第四条 化工产品的生产、储运、经销企业必须按照本细则的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第五条 各级化工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测中心要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产品进行监督，维护用户的利益。
第六条 化工产品的说明书、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单、优质标志、认证标志等，都是产品质量的一种承诺，应当和产品的实际质量水平相一致。
第七条 所有化工生产、经销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下列规定：
（1）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和销售（第二章第十三条的情况除外）；（2）不合格的原材料、零部件不准投料、组装；（3）国家已明令淘汰的产品不准生产和销售；（4）没有产品质量标准、末经质量监验机构检验的产品不准生产和销售；（5）不准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伪造商标、假冒名牌；（6）不得用搭配手段推销产品。

第二章 化工产品生产者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与国外合资企业〕的经理、厂长，必须对本单位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质量方针政策，对本单位生产的化工产品质量是否适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要求，负主要责任，个体生产者对自己生产的化工产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所有化工企业，必须从市场调查、科研、设计、原材料进厂、试制生产、成品检验、包装运输、出售、甚至售后的技术服务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建立严密、协调、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全厂各个部门所有职工都要明确质量责任。
企业必须保证质量检验机构能独立行使监督、检验的职权，严禁对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十条 所有化工产品生产者，都应力求通过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满足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
第十一条 出厂的化工产品，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说明书，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主要化学组成、性质、失效时间、新执行的技术标准编号、用途、储运注意事项、一般用法、生产厂家等，对于直接供消费的有毒、易爆、易燃化工产品，应该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二）具备包装的产品，每件包装上必须附有产品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或型号、生产批号、日期、失效时间、生产厂家、使用商标、毛重和实际重量，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优质产品必须有标志。
国家颁发生产许可证的产品，还必须有许可证的批准编号、批准日期和有效时间。
（三）对于易碎、防潮、不准倒置、有毒、易燃、易爆或有其它特殊要求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计量等法规的要求，并具有符合产品特性和安全要求的包装。有明显的储运注意标志。
对于用户自备的包装，生产厂家必须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检查、维修和处理，并对其负责。生产厂家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十二条 在产品保证期内，发现质量不符合第二条要求时，如属生产者的责任，则由生产老实行三包：包换、包退、包赔经济损失。
产品通过经销者出售时，必须和经销者签订合同，明确责任和信息反馈方式。
第十三条 达不到国家的有关标准规定等级，仍有使用价值的“处理品”，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降价销售，在产品和包装上必须标出显著的“处理品”字祥。
违反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计量等法规要求的产品，必须及时销毁或作必要的技术处理，不得以“处理品”流人市场，

第三章 产品储运者的质量责任
第十四条 化工产品多数具有有毒、易燃、易爆、腐蚀等特点，储运者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安全规定，保证相应的仓储、运输和装卸条件。
第十五条 储运者应对承储、承运和装卸的化工产品质量负责，防止降低产品质量。在储运装卸过程中，必须按产品特性和包装上规定的要求，保证储运装卸质量。
第十六条 认真执行产品承储、承运、装卸交接制度。产品交付用户时，要和用户共同对产品的储运服务质量进行交接验收，明确质量责任。由于储运装卸措施不当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承储、承运、装卸者负赔偿责任。由于委托储运者没有提出明确要求而可能造成的储运事故，由委托者承担责任。

第四章 产品经销者的质量责任
第十七条 经销者出售的产品，必须符合本细则第七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经销者应具备满足经销化工产品所要求的仓储条件，以保证经销的产品不降低质量。否则，由此而产生的质量问题，由经销者负责。
第十九条 经销者对所经销的化工产品进行分装、拆整零售时，必须保证不降低产品质量。否则，必须对所引起的质量问题负责。
第二十条 经销者应熟悉所经销的化工产品的实用特性、安全特性等产品质量基本知识，按与生产者签定的合同规定，对储运质量验收，及时把不合格产品退回生产者或储运者，或处理对用户的三包，为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

第五章 产品用户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用户必须按合同条款、国家法律、条例规定和技术标准，认真验收产品，在产品保证期内，不符合本细则第二条规定的产品，要及时退货或依法要求赔偿。
第二十二条 用户对购进的化工产品，必须进行妥善的维护保养和存储．以便不降低产品的实用、安全等质量特性。用户必须按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化工产品，否则由此引起的质量问题或其它事故，由用户自己负责。
第二十三条 用户有义务把产品在使用中的技术经济状况、质量信息和要求，及时向生产者或经销者反映，帮助他们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服务质量。
第二十四条 用户因使用不当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并故意转嫁质量责任、影响生产者或储运者声誉的，应追究其经济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第六章 化工主管部门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五条 化工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修改化工产品质量责任实施细则，组织制定化工产品的质量标准，组织检查所属单位的质量保证措施，监督所属单位保证产品质量，履行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化工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行政手段，干涉所属企业择优选购，不能强令所属企业承担缺乏质量保证条件的任务。否则，对由此造成的质量问题和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十七条 化工主管部门应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促进企业不断提高化工产品质量，满足用户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七章 产品质量的监测
第二十八条 各化工产品质量监测机构，要按国家和化工部有关规定，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对化工产品质量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抽查，并定期公布抽查产品的质量状况。企业必须如实提供抽查样品，并在检测手段和工作条件方面提供方便。
除国家已有规定外，质量监测机构抽查产品，不准向企业收费，以保证监测机构的公正性。质量监测机构所需要的技术措施费用和检验费用，按实际需要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拨款解决。
第二十九条 部级以上的化工产品质量监测中心，有权受理和仲裁用户提出的化工归口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
第三十条 质量监测机构对产品质量的检验数据应负法律责任，检验数据和结果应以正式文字材料通知涉及的双方和主管部门，如弄虚作假、偏袒一方，应予严肃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化工产品质量实行社会性监督。用户可以向产品生产、储运、经销企业提出质量查询。有关社团组织可以协助用户参与质量争议的调解、仲裁，支持用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产品质量责任的争议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产品质量责任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各级化工主管部门调解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凡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化工产品质量责任争议时，质量责任确系生产或经销、储运单位时，责任者应受到加倍处罚。
第三十四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质量责任的仲裁请求和起诉。应从当事人知悉或应当知悉权益受损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产品质量责任方愿意承担责任时，不受时效限制。

第九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达不到相应的标准，主管部门应令其限期整顿，在整顿期间酌情扣发企业负责人和职工的奖金、工资。进行整顿仍无效者，主管部门应令其停产或转产，直至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销、储运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主管部门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以行政处分，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并观其情节轻重，处以相当于非法收入的15％至20％的罚款，直至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一）生产、经销掺假产品、冒牌产品，以“处理品”冒充合格品；
（二）生产、经销隐匿厂名、厂址的产品；
（三）生产、经销没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产品；
（四）生产、经销国家已明令淘汰的产品；
（五）生产、经销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而到期末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六）生产、经销用不合格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组装的产品；
（七）生产、经销、储运违反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计量等法规要求的产品；
（八）经销过期失效产品。
罚款或没收的非法收入全部上交国家财政。
第三十七条 在质量监督抽查中发现生产和经销企业有第三十六条中列举的行为时，由同级主管部门按第三十六条规定处理。对于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由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就地销毁或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并令生产、经销企业在限期内追回已售出的不合格产品。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或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工作
人员徇私舞弊的，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由于产品的质量责任，造成用户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上述处罚，不免除产品质量责任方对用户承担的产品包修、包换、包退、赔偿
实际经济损失的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各化工主管部门根据本细刚的规走制定实施办法，进出口化工产品按进出口商品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民、集体所有制化工企业，并适用于化工个体工商业经营者以及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外资化工企业。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由化学工业部生产综合司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