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植物保护条例

　
颁布单位：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布日期：2006.09.30
实施日期：2006.12.01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减轻农业有害生物危害，加强植物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对农业有害生物实施监测、预报、预防、治理和控制的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植物保护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农业生物灾害治理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并重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植物保护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植物保护体系，将公益性植物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村民委员会、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有害生物实施综合治理，做好本辖区的植物保护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植物保护工作，其所属的植物保护机构负责植物保护的具体工作。
　　
　　气象、林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科学技术、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植物保护工作。
　　
　　第二章监测与预报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网络建设规划。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建设规划，加强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和信息网络建设。
　　
　　第七条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的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移动、损毁监测预报站点的监测设施或者破坏其观测环境。
　　
　　因实施城乡建设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区域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的，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在省植物保护机构指导下重建；需要迁移其他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的，应当征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在当地县（市、区）植物保护机构指导下重建。迁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因不可抗力造成监测预报站点或者监测设施损毁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组织修复。
　　
　　第八条进行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需要在农田、果园或者其他农业生产场所安装监测预报设施，或者植物保护专业人员因监测和预报需要，进入农田、果园或者其他农业生产场所，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不得阻挠；给农业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发生的预测工作。
　　
　　监测预报站点负责农业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并及时准确地提供监测数据。各级植物保护机构负责综合分析各地测报数据，及时作出农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
　　
　　第十条农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由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发布；农业生物灾害信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或者农业生物灾害信息。
　　
　　第十一条气象部门应当向植物保护机构无偿提供植物保护所需的基本气象观测资料。植物保护机构不得将得到的基本气象观测资料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及时无偿刊播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植物保护机构提供的农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和农业生物灾害信息。
　　
　　第三章预防与治理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信息，组织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具体的农业有害生物预防治理措施，组织植物保护机构开展植物保护技术及产品科学安全使用的宣传、培训和咨询服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农业生产经营者传递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信息，并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预防和治理农业有害生物；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当及时进行预防和治理。
　　
　　第十三条鼓励、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其他非化学防治技术预防和治理农业有害生物。
　　
　　农业生产经营者采用化学防治技术时，应当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禁止使用国家禁用的农药。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业有害生物的抗药性、防治技术的有效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可以提出特定农业区域或者特定时段内禁用和限用的农药名录，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
　　
　　第十五条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在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或者种子、种苗和其他繁殖材料在调运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从国外引进种子、种苗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按规定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对可能潜伏农业有害生物的种子、种苗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隔离试种；经检疫不带农业有害生物的，方可分散种植。
　　
　　对可能被植物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应当实施检疫。
　　
　　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严防外来农业有害生物入侵。
　　
　　对拟引进的外来农业生物，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对策。
　　
　　第十七条对已经入侵的外来农业有害生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查清发生区域，进行严密监测，作出风险评估，实施分级管理，进行有效控制和除害。
　　
　　第四章重大农业生物灾害控制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重大农业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预备资金、储备物资。
　　
　　发生重大农业生物灾害时，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采取控制和除害措施，并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同时通报毗邻地区。
　　
　　第十九条重大农业生物灾害灾区内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消除灾害。
　　
　　第二十条预防、控制和消除重大农业生物灾害所需的资金、物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调配。调配的资金、物资应当用于抗灾救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一条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为控制重大农业生物灾害组织实施的植物保护行为，给农业生产经营者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植物保护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和推广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支持植物保护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第二十三条推广植物保护新技术、新产品，应当事先经过推广地区试验、示范，证明其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
　　
　　跨农业生态区组织推广植物保护新技术、新产品，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示范，并通过专家论证。
　　
　　第二十四条进行当地未发生的农业有害生物活体试验、研究，应当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止扩散。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植物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按照规定做好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和防治工作。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植物保护事故报告制度。发生植物保护事故，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发生重大植物保护事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逐级上报至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植物保护事故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可以作为事故处理的依据。
　　
　　植物保护事故鉴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植物保护专业人员应当具有植物保护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专业培训，达到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持乡镇植物保护专业人员的稳定，逐步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移动、占用、损毁监测预报站点的监测设施或者破坏其观测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擅自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农业生物灾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农业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推广未经试验、示范或者未经专家论证的植物保护新技术、新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农业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当地未发生的农业有害生物活体试验、研究，不依法采取隔离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农业有害生物扩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责任人立即进行除害处理，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责任人不进行除害处理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除害处理，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植物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植物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农业有害生物，是指对农作物及产品产生危害的病（病原物）、虫、螨、草、鼠、软体动物和其他生物。
　　
　　（二）农作物，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果树（核桃、板栗等干果除外）、茶树、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桑树、烟草、中药材、草类、绿肥、食用菌等作物。
　　
　　（三）公益性植物保护，是指面向社会提供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防治指导、植物保护技术推广、植物检疫等公共服务的植物保护行为。
　　
　　（四）重大农业有害生物灾害，是指对农作物及产品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
　　
　　（五）植物保护事故，是指因推广植物保护技术及产品，或者因实施植物保护措施，造成使用者或者他人经济损失、人身伤害及其他损失，或者造成环境污染的事件。
　　
　　第三十六条本条例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再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对传统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反思和重构

安?F 周运


摘要：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部门法体系，其基本原则应该具有协调一致的内部逻辑，据此分析，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经济法应当具有三大基本原则。
关键词：基本原则，内部逻辑，平衡和谐，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部逻辑
就法理学而言，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和层级决定了部门法的原则核心与构成，虽然部门法一般都具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正义等基本价值，但在不同部门法中这些价值的地位和内涵是有区别的，这种抽象的分别必须要经由部门法原则加以具体化，才能通过法律实践正确体现出来。
所以一个成熟的部门法体系，不仅要具有特定的价值和理念，更要有反映这些价值和理念的基本原则，以指导其具体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些基本原则并非简单的并行关系，既不是从其他部门法基本原则“移植”而来，也不是法理学所归纳原则教条的“具体化”，而是内部逻辑协调一致的系统。这就要求这些原则不但能够互相印证彼此的关联性和各自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将体现该部门法本质的精神理念、基本价值传导到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内部逻辑统一”恰恰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所包含基本原则的分析与研究所欠缺的重要方面。（注1）
我们先以比较成熟的部门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发展历程来粗略说明关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近代民法属于私法范畴，以维护个体权利为本位，多任意性规范，以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为其传统理念，其价值核心应当是自由，与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相适应，包含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三大基本原则。进入现代社会民法的价值和理念遭到社会本位的冲击，三大基本原则也受到了修正：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内容粉墨登场，加入到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中。但民法并没有因此真正改变最初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内涵，否则就会丧失其独立存在的个性和意义。所以民法最初的三原则为本源，之后形成的三原则为发展，构成了清晰完备、逻辑统一的基本原则体系。因而在具体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当适用各大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正确确定冲突原则的优先级别，以贯彻民法的基本精神理念。
那么经济法呢？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是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的统一体， 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基础，在于公私法在深层次上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在于法的时代精神对传统法律价值理念的革新。所以，经济法的价值核心是自由和秩序、效益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其基本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注2）
进一步说，经济法通过对经济关系全方位的调整，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微观层次上保障个人、社会组织与政府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和谐，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平衡协调，实现社会资源在整体上的优化配置，达致人、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两方面的共同目的是实现以人的最终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持续性发展。因此本文认为经济法主要有三个基本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经济环境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三大原则并非互不干涉、独立适用，而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部门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则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要求，涵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出现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体现在经济法上的客观需要，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观规律为指导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的特点，既是责权利效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体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本质在基本原则上的深层次体现，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目前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主体内部环境的平衡和谐
经济法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和谐，并不是单纯靠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通过建立和维持一种从总体上公平、高效、有序的环境，从而使民商法这些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正常发挥作用实现的。民商法在维护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优势是将现实的各种经济关系高度抽象化，形成统一的模式，让所有的市场主体自由平等地适用，从而产生高效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就是它“拟人化”的法人制度问题：由于把个人和商业组织假设为实力对等的主体，而没有考虑到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公司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市场主体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在现实中并非地位平等，结果造成了个别市场主体的畸形发展，反而导致社会整体经济失衡，阻碍了社会经济健康高效地发展，比如垄断的出现、公司大股东利用有限责任侵犯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等情形。
经济法大胆地涉入民法强调“意思自治”一般不调整主体内部关系的“禁区”，通过将公司法、企业法等法律的有关内容渗入国家意志色彩，规制市场主体的内部关系，比如建立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规定特殊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加重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等，先从组织内部营造一种平衡和谐的环境，以达致社会整体经济的平衡和谐。
2、市场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市场主体关系包括市场竞争主体间的关系和市场经营主体与投资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市场竞争主体而言，有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或中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企业之分，经济法要赋予这些竞争者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论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资金来源情况如何。但不同于民商法的抽象平等性，经济法通过对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具体规定，从社会整体的高度实现实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这也可以说是公正、平等理念由私法到社会法的一种深化。
平等的自由竞争本身并不必然具备持续性，自由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法则会促使经营主体为了生存采取违背商业道德的过度竞争行为，或导致企业通过联合兼并产生强大的垄断势力而反过来限制竞争，这些正是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
除了因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垄断外，还有自然垄断形式、行政垄断问题也是经济法关注的对象。尤其在我国，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垄断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它们所导致的经济环境不平衡和谐，除了损害市场竞争主体利益外更会损害以市场消费主体为首的其他经济主体利益。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属于公用事业，其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经济和政策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就会极大损害市场消费主体的利益，而行政垄断则是我国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遗毒，不但损害其他地区、部门经营主体的利益，更损害消费者和外国经营者的利益。我国这些年来长盛不衰的“铁老大”现象、电信行业暴利、地区之间的商贸封锁战就是最好的佐证。我国经济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制明显还不到位，有损于平衡和谐环境在竞争领域的建立。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的经营人员和证券交易人员相对于一般投资主体具有优势地位，容易通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手段侵害投资人的利益；生产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处于经济强势地位，也容易通过故意增加对方义务并减轻己方责任的方式侵害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证券法等恰恰就是经济法为防止上述情况出现，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体现。
3、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政府是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上的代表人，而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身兼公共管理者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主体之一要按照客观规律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且这种管理、干预和协调必须依法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一分子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为市场行为时，必须要坚决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接受法律的约束。政府在其中既是经济规律的认识主体，又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主体，从而构成了传统经济法的两大基本内容：政府规制经济之法和规制政府经济行为之法。
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的职能，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同样具有这种分配职能。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无法回避并且在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依法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这一点上显然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而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平衡和谐一方面要防止某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假借国家、社会的名义行维护局部私利之实，利用公权力非法干预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因市场机制自身缺陷而带来的私权利滥用（不正当竞争）和扩张（垄断）、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市场调节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互争权的关系，两者实际上能够相互弥补对方力量之不足而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合力，这种合力的产生是两个主体平衡和谐地调整经济生活的必然结果。近一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两个主体间能找到适应当时情况的平衡点则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两个主体的平衡和谐被打破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危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也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还不仅仅限于政府和市场，第三部门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将会发挥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些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等特点，能够缓和二者的直接冲突，填补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空白。（注3）所以发展中的经济法所面临的不再单单是营造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和谐，而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间的平衡和谐。
4、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交互作用的增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及人类社会自身内部协调的一种最终结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和超国家组织的出现，使得过去的自然环境限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阻隔开始消融。一国的国内经济不再是个孤立成长的小岛，而是在世界经济这片汪洋大海中生存的，从而产生了内外市场相互协调的客观需要。
当传统市场超越一国国界形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时，不同地区行业间的差距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可能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诱惑。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超越了国界也就意味着失去本国政府的经济庇护，而面临所在国为保护所在国行业利益而采取的打压政策所带来的损害。一国为保护本国行业而采取的手段就本国市场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世界市场而言却可能是无理的、狭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WTO及其相关规则才应运而生，而WTO规则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妥协、争论与修改。也正是因为如此，WTO规则才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权威法则，是各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则。
但国内外市场的协调仅仅通过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因为WTO协定本身并不能自动执行，还需要转化为相应的国内立法。国内专门的针对性立法重要性便突出起来，这种立法不仅要保护国内市场主体的利益，也要照顾国外投资者、经营者的利益，以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国际市场机制或者国内市场机制分别调节的不和谐模式。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之风已经无法逆转。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要想在国际市场赢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抛弃我国某些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垄断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并树立起国际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而此种向国际观、大局观意识的转变就是管理者要依照经济法治的思维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在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务必使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方式符合WTO规则要求，务必使中国的经济法制与国际接轨，务必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和谐的统一。总之将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原则纳入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法自身发展之必然。
当然，仅仅说让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接轨就能达到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政府传统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的涉入将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之重任，只能托付给完备协调的国内经济法制进行。在国内市场会出现的垄断、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国际大市场上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同样会出现，而且可能更加严重，从而对国内经济施加不良影响。我国按照国际市场规则的要求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后，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需要经济法参与协调解决。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注4）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