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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一、易制毒化学品简介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用于非法生产、制造或合成毒品的原料、配剂等化学物品，包括用以制造毒品的原料前体、试剂、溶剂及稀释剂、添加剂等。易制毒化学品本身不是毒品，但其具有双重性，易制毒化学品既是一般医药、化工的工业原料，又是生产、制造或合成毒品必不可少的化学品。
根据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规定，有醋酸酐、乙醚、高锰酸钾等22种易制毒化学品被列为管制。此外，我国法律将三氯甲烷也列为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共23种易制毒化学品。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范围，我国法律没有具体界定。《刑法》第350条只列举了比较常见的3种制毒物品。《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附表的形式列举了缔约国基本公认的制毒物品。我国已加入该公约，因而其确定的制毒物品的范围，在我国就应当是适用的。
但我们应认识到用于制造毒品的化学品多达几十种，如制造海洛因过程中不仅需要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等化学品，还需要活性炭、乙醇、碳酸钠、氨水等化学品。因为这些化学品在制造海洛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为次要，用量较少，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所以未被列入管制范围。再者，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是随着毒情及毒品种类变化而变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冰毒等苯丙胺类毒品的需求的增加，制造冰毒的犯罪越演越烈。为了更有力打击毒品犯罪，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先后出台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条例。云南省、四川省在联合国禁毒公约管制的22种易制毒化学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种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
毒品的制造是一个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常与一些化学药品、化学试剂有关。例如从鸦片加工成海洛因，需要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等医药或化工原料，制造1千克的海洛因，约需1千克的醋酸酐和三氯甲烷、12千克的乙醚。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等本身不是毒品，但由于其在毒品生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生产合成毒品的重要辅助原料，因而经常被毒品犯罪分子用来生产毒品，所以，严格控制这些物品，使其不致流入毒品犯罪分子手中，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和限制了毒品的生产。为此国家对这些物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管制。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许可，携带、运输这些物品进出国（边）境就有可能被毒品犯罪分子用于生产毒品，从而造成对社会的危害。所谓国家有关规定，主要是指：1988年卫生部、外贸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对三种特殊化学品实行出口准许证管理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和我国《刑法》等。

二、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我国法律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规制存在一个变迁的过程，在 1979 年《刑法》中，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只有为数很少的条文，如第116 条的走私罪、第118条关于走私毒品的惯犯及走私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的规定、第171 条的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而对于易制毒化学品则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了走私制毒物品罪，《关于禁毒的决定》第 5 条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经常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非法运输、携带上述物品进出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较小的，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而对于在国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则没有规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毒品犯罪非常少见，而且人工合成类的毒品更是非常少见。因此，对于在国内流通的易制毒化学品没有管制打击必要。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毒品问题的泛滥和化学合成毒品生产的扩张，跨国走私、贩运各种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黄素活动剧增。如冰毒等新型毒品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易制毒化学品的非法流通也成为我国禁毒工作面临的难题。在这一背景下，《刑法》的疏漏日渐明显，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法规。
中国有关部门于1988年10月发文，对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三类可供制造海洛因等毒品的化学品实行出口管制。1993年1月，中国对《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所列举22种易制毒化学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1996年6月，又规定对上述22种易制毒化学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1997年4月，中国外贸部门发布《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并于1999年12月正式发布《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临近境外毒源地的云南、四川等省，还制定了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运输、经营和使用进行全面管制的地方性法规。2005年中国政府了出台了全国性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就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我国初步形成了对易制毒化学品规制的法律法规网络，从法律到法规条例，基本形成了一个配套的纵向打击预防体系。经过几十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刑法》中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当前，以易制毒化学品为对象的犯罪主要体现在《刑法》的第350条。《刑法》第 350 条充分吸收了1990 年《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关于走私制毒物品的规定，并将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该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进出境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文规定了两个罪名，即走私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与 1979 年的《刑法》和1991 年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相比，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是新设置的一个罪名，它弥补了前两个法律关于打击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不足，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打击毒品犯罪。这里的制毒物品即易制毒化学品。毒品犯罪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制毒物品（即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自然也应是从刑事到行政的纵向统一体系。《刑法》规定了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自应通过治安处罚的方式来达到行政取缔之目的。就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来看，行政处罚的相关依据，主要体现在2005年8月17日国务院第10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

（一）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机构
根据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购买环节的管理；安全监管部门负责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环节的管理；公安机关负责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运输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和运输环节的管理；商务部门和海关总署负责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环节的管理其他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列管的23种易制毒化学品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
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均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运输和进口、出口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生产、经营和购买实行备案制度；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口出口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生产、经营、购买和运输实行备案制度。《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应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进口、出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口、出口实行国际核查制度。
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具体的认定范围是通过专门性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当前，易制毒化学品的范围主要是由《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来确定的。其具体的范围与 2000 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确定的范围基本一致，只是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种易制毒化学品的管制，即硫酸、盐酸和黄樟油；并对相关位序作了调整，如《关于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中为二类的麦角酸、麦角胺、麦角新碱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变成了一类管制物品；同样的，《关于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中一类的醋酸酐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则变成了二类管制物品等。总而言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为《刑法》中的制毒物品的范围作了更加全面、科学的界定。

（二）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管理
为了方便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和购买实行分级管理。如对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由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对第二类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经营，分别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向省级公安机关申请许可，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向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禁止走私或者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转让、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但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单位内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申请生产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管理人员要具有安全生产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罪记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要求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在仓储场所等重点区域设置电视监控设施以及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报警装置。
为了减少行政许可。方便社会生产生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持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买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无须申请购买许可证，个人自用购买少量高锰酸钾无须备案。因治疗疾病需要，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患者委托的人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明可以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但是不得超过医用单张处方的最大剂量，医用单张处方最大剂量由国务院卫生主官部门规定、公布。
易制毒化学品的运输实行运输许可证成备案证明制度。对跨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直辖市为跨市界)或者在国务院公安部门确定的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运输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分别向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向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三）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
申请进口或者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应当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取得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进口、出口活动。申请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许可的，还应当提交进口方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法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证明或者进口方合法使用的保证文件。
任何企业或单位以任何方式进口、出口或者过境、转运、易制毒化学品均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并提交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进口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还应当提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
易制毒化学品在境外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或出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
易制毒化学品在境内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或者在上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无须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
国家对列入《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的易制毒化学品向列入《特定国家(地区)目录》所列国家(地区)的出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时，应向海关交验有关出口许可证海关凭出口许可证办理有关出口验放手续。出口许可证实行“一批一证”制和“一证一关”制。未经许可，不得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由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
国家对列入《核查化学品名称及商品编码》目录的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出口实行国际核查制度。国际核查所用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期限之内。对向毒品制造、贩运情形严重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以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品种以外的化学品的可以在国际核查措施以外实施其他管制措施。在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审批时，各关应凭有效进口许可证办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易制毒化学品须凭有效进口许可证方可存入保税仓库对以转口方式暂时进口的易制毒化学品不得存入保税仓库。
进出境人员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高锰酸钾，应当以自用且数量合理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进出境人员不得随身携带上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高锰酸钾以外的易制毒化学品。

（四）法律责任
1．对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由公安机关没收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用于非法生产易制毒化学品的原料以及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设备、工具，处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货值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货值的20倍不足1万元的，按1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律、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虽然取得了有关的行政许可，但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行为，由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违反规定的易制毒化学品可以予以没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3．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人、承运人等情况不符，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或者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运整改，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危险物品运输资质的，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吊销其运输资质。
4．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没收易制毒化学品，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5．对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由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对易制毒化学品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有应当许可而不许可、不应当许可而滥许可、不依法受理备案，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我国规制易制毒化学品法律法规的评价及展望

从整体上讲，当前我国法律对于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已经初具规模，这样就使我们应对日益泛滥的毒品犯罪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据，有助于全面打击犯罪，并切实贯彻“四禁并举”的禁毒方针，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位阶上的不平衡。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毒品犯罪形势来看，传统的毒品犯罪与新型的人工合成的毒品均对人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随着各国对毒品打击力度的加大，人工合成的毒品以其较强的适应性和便捷的生产途径使其逐步超越了传统的毒品犯罪，使其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急剧增加趋势，尤其是在化工原料生产大国。我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化工原料生产国，加大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无疑更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此，加大对易制毒化学品的法律规制丝毫不亚于对毒品前体物，如罂粟幼苗等的法律规制。但是，事实表明，我国当前对罂粟幼苗等治安处罚规定在《治安处罚法》中，而易制毒化学品则规定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二者法律位阶上的差别势必导致其打击力度上的不平衡，因此，这一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关于制定《人民调解法》的建议

矛盾纠纷的处置方式分为诉讼方式和非讼方式。非讼方式包含了仲裁和调解。调解是具有东方民族文化特色的纠纷处理方式，基本可以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三大类。司法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内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外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均作出了相关规定。
调解是带有世界东方文化特色的纠纷解决模式，可以称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条道路”和“绿色”纠纷处理机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等，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模式。调解在我国的历史比较悠远，主要渊源于儒家的“德主刑辅”和息讼思想，早在元明之际就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人民调解也是我党的优秀传统之一，早在苏维埃革命政权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就制定了相关法制文件，在战争年代迅速解决各类民事纠纷，为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的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54年3月22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公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初步明确了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乡村村民委员会中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初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1989年5月5日，我国国务院又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在企业、事业单位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2002年，司法部又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逐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并提出在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规范化。2002年9月，我国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趋近成熟。
新时期，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调解的优点在于，一是比较快速地解决地民间纠纷，节省纠纷解决时间；二是合理、优化配置纠纷解决资源；三是可以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调解，达到政治思想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普法、法制教育的目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四是可以促进纠纷当事人尽快取得谅解，减少双方的敌对情绪，防止矛盾激化；五是可以减少集体上访事件和重复信访、越级信访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六是可以通过主动调解，防止人们的过激行为，防止对社会的工作、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实现人民调解的预防矛盾纠纷的功能，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因此，加强人民调解立法工作尤其显得必要。
人民调解工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一定的成就。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制定人民调解法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主要理据如下：
1、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法律权威性的迫切需要。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将司法调解纳入诉讼程序，并认可了人民调解的合法地位。但是，我国基本法体系在人民调解方面没有建立系统的制度和程序，社会认知力不够，对纠纷当事人也难以拖入人民调解程序，而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的规定也太简略，仅规定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和业务指导等内容，非常不完整，因而造成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权威性不够，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对各种联动调处机制实现有效整合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近年来，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警民联调工作，深圳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综司联调机制，这些都是新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平安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人民调解法，造成人民调解与行政处置之间缺乏有力的衔接，影响了社会矛盾的及时、快速调处。
3、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拓广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迫切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对调解工作也比较重视。ADR是非诉讼非仲裁的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的概括性的统称，其主要类型包括有调解、中立听者协议、小型审理、租借法官等，也适用轻微刑事案件，是人文法治的新成就。据有关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有8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ADR方式解决的，大大节约了诉讼资源。联合国新近发展起来的恢复性司法活动，虽然属于刑事领域，但也借鉴了调解的一些工作手段和方法。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国更加适合在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使用人民调解工作方法，可以大大节省案件的解决时间或行刑资源。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案件”部分，一般来说，如果由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判决，犯罪人会认为已经对其采取了刑事处分，对民事判决往往会产生不平衡心态，不愿意及时履行民事义务，会以各种借口出现拖延等现象，使受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使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如果在警方的监控下，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则犯罪人与受害人及其亲属在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环境下“谈判”，一方面可以使犯罪人认识到其犯罪行为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达到教育犯罪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迅速地促使双方达成民事赔偿的调解协议，尽快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减轻受害人及其亲属在心灵、经济上的创伤。然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刑事制度的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而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接轨和衔接任务还需要依靠人民调解法和民事诉讼法来共同完成。
4、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开展行业性人民调解活动的迫切需要。行业性调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机构的调解，如消费者委员会或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二是行业协会的调解。对于第一类调解，我们可以在劳动行政机关、国土资源行政机关、建设行政机关等国家行政机关的公益性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开展专门化调解活动，集中处理劳资、物业管理、拆迁补偿等群体性纠纷，最快、最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对于第二类调解，我国目前尚缺乏专门的商业调解法规，国内个别地区已开始尝试邀请企业家担任调解员，开展商业调解活动，社会效果也比较明显。因此，人民调解法要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方式，解决人民群众的迫切诉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5、制定人民调解法是促进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业化、专职化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人民调解员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兼任，缺乏专业的人民调解员。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人民调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但法律地位仍然很低，很多同志产生了不少误解，认为干人民调解工作既不能“发家致富”，又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和保护，不愿意从事人民调解工作，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职化的道路。实际上，人民调解员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政治思想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科普常识等各方面的知识。当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阻碍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解决，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十分不相适应。
6、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加强人民调解教育、教学活动的迫切需要。目前，由于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我国的各大学没有建立相应的调解专业，人民调解的教材也十分缺乏，即使是社区管理专业也没有开设调解课程，在调解方面投入的专家、学者也十分的稀缺。实际上，在我国，当前人民调解人才的数量需求十分庞大。据统计，仅深圳市福田区的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就达到了2000多名，大部分属于兼职人民调解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调解既是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必备的基本技能。我们应当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传授调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人们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减少和化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自我和解，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7、制定人民调解法是营建节约型社会的迫切需要。一般来说，诉讼和仲裁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费用较多，难以反映诉求处置的经济性要求。而人民调解不收费，一个案件往往可以在几分种、几个小时、几天内解决，甚至可以随时出现、及时申请、即时解决，大大节约了信访资源和诉讼资源，还可以引导群众理性、合法维权，防止矛盾激化，防止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友好型”途径和“绿色通道”，客观上直接体现着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精神内涵和实质。
我们建议，人民调解法可以采取以下的立法框架结构：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人民调解组织
第三章 人民调解员
第四章 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 纠纷排查制度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纪律和人民调解庭纪律
第七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八章 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和执行
第九章 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第十章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处、司法调解的衔接
第十一章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的衔接
第十二章 附则
同时，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规定，民事纠纷应当先经过调解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劳动仲裁外）。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人民法院的工作量，减轻群众的诉求负担，减少群众的诉求时间和诉求成本，维护社会的平安稳定。笔者还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李志刚
2007年2月15日

李志刚：男，湖南长沙市人，41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生、法学研究生毕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论坛“学者专栏”学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督查处信息员，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专家，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专家视线》杂志编委。法学主要研究方向：立法学、人民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联系电话：0755-81045860 电子邮箱：leabai@126.com